《儒林列传》说：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可以看到，黄宗羲在关注个体的价值、个体的权利的同时，对群体的价值同样给予了充分的承认和肯定，这一思想表现了把个体性与群体性重新加以沟通的趋向。从社会的层面上来说，在个体和自我的关系上，往往会面临群和己、个体和群体、个体和整体等关系。

从思想渊源看，刘宗周与王阳明心学具有深层面的关系。④《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全集》，第990页。在王阳明的哲学系统中，致知工夫同时又与知行学说相联系。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另一方面，王阳明又强调，人人都有良知，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一开始就对其有自觉地意识和理解

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儒学开始被逐渐定于一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而东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以求统一经意，调和今古文经学诸家之说，最后撰集《白虎通义》正是基于经典源于天的神圣性而展开的[⑦]。(24) 诗亡隐志的隐志，是人对自己的志愿、志向含而不露。

这足以说明这两种经典在当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其中《孔子世家》记载太史公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上这些新出土文献为我们确认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提供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文本，东周时代已经并存且被相提并论。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葛志毅通过汇总、比较《荀子》一书中使用传曰之传的例子，将之分为三类：一类是所引本为经书。

经典意义上的经，是继经典意义上的典之后而出现的。杨惊解释说（见《修身篇》），《荀子》一书中凡言‘传曰，皆旧所传闻之言也。(18) 《荀子·解蔽》记载：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根据这两处的记载，儒家在东周时代已将六种文本视之为经。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要》篇记载说：子赣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子言以矩方也。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对它们各自的整体意义作出诠释和概括。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典以志经的说法。

他曰，又独立，鲤趋而过庭。人类首先需要创造文字，找到合适的书写材料，产生保留和传承文明的愿望，然后创造出伟大的文本，并成为文明的最重要遗产和积累。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杨惊注说，经，谓《诗》、《书》。儒家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途程中最能承上启下、返本开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建立了经典诠释学。三、理解和诠释：经典整体意义的化约在诠释学中有所谓诠释循环的说法，按照这个说法，文本的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整体的理解才有可能。注疏以加为增加，说加我数年，即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此解颇为费解，为什么孔子四十七时要求增加几岁到五十时去学《易》。在孔子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诗》、《礼》、《乐》性质的整体概括。

(21) 有关这一点，参阅殷鼎：《理解的命运》，第144—1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⑤说儒家经学（用现在的语言说是儒家经典诠释学）开始于汉代，这不是真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和大规模化开始于汉代（集中表现为今古文经学）。

这说明，儒家所信奉的这六种文本在当时已大致统一和定型，而且是儒家教育、学习的基本典籍。《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在战国时代，说作为表示诠释行为的用语多被使用，而诠释的对象也不限于《诗》、《书》、《易》等经典。根据李学勤的研究，《尚书》多于（阏），《周易》未失也中的于，是阏的省写，而阏则是阙之讹。

六种文本的编纂工作，不是东周其他子学担任的，而是儒家承担的，儒家是学习和信奉这六种文本的最有代表性的学派。《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的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孟子》中说的宗庙典籍，其典籍与典一样，意指珍贵性、权威性的书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管他们的思想多么具有创新性，也不管他们的立论多么具有挑战性，他们往往都将之看作是经典的固有真理。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31) 早期儒家对于经典的传述，说明它有意识、有系统地展开了经典的诠释活动。《诗》亡隐志，强调《诗》不遮掩和隐藏自己的志愿和怀抱，反过来说，《诗》是为了充分抒发和展现人们的志向和怀抱。

其实《论语·述而》早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照儒家的观念，只有圣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创造和创作（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综上所述，新的和已有的文献证据一致证明，儒家经典诠释学确实诞生于东周时代的早期儒家。《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④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95—806页，朱维铮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5) 《诗》言是，其志也。

《史记·孔子世家》具体记载了孔子删削、编纂几种文本的情况：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28) 即使不能说都是孔子所作，但孔子晚年对《易》产生学习和研究的浓厚兴趣，说十翼中保留有孔子传述易的言论，则是合情合理的。【内容提要】 如果说，世界不同文明的演进，程度不同地都是由经典的创造及其不断诠释来引导的，那么，中国文明是最能体现这一特性的文明之一。

孔子虽然认为《诗》能够使人兴（激发人），但传世文献看不到孔子以志论《诗》的记载。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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